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科技樂觀主義者宣言

a16z 創辦人 Marc Andreessen 這篇在矽谷引起眾多討論的文章，目前在中文世界沒有看到喜歡的翻譯，多數簡中版本選擇性地編譯/不編譯部分內容，繁中版本則是機器翻譯感太重；此外，這篇文章其實旁徵博引了許多經濟學、未來學的學者，若沒有相關註解，難以完整掌握內容精髓。基於以上原因，才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翻譯這篇文章。

Marc Andreessen 這篇文章發佈後招來了許多抨擊與爭議。曾經和一位長期寫作的朋友聊到，保持中立其實難以引起討論、也間接喪失了對話的可能，我猜測這或許是 Marc Andreesen 這篇文章在觀點上寫得十分決絕的原因之一（僅是猜測）。自己在閱讀這篇文章時，對於內文中的一些觀點下意識地充滿抵抗跟不認同，不過這些本能（visceral）的直覺也讓我重新審視並整理自己的立場。無論同不同意作者論調，私以為一篇好的觀點文章要能引發思考，這篇文章對我而言就是其一，也決定作為這裡的第一篇文章。

Happy reading!

以下是全文翻譯，感興趣的朋友可至 a16z 官網閱讀原文："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Marc Andreessen, October 2023"

若覺得翻譯得不錯也歡迎分享引用，請附上本文連結及註明譯文出處為《The Blockbuster》，Thanks!

你生活在一個精神錯亂的時代——比以往更加錯亂，儘管科學科技取得了巨大進步，人類對自己是誰、以及在做什麼，卻毫無頭緒。

— Walker Percy（美國作家、哲學家，以存在主義視角探討現代人的迷失與異化，代表作包括《看電影的人》（The Moviegoer）等）

我們的物種已有30萬年歷史。在前29萬年中，我們是採集者，以一種至今仍可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須曼人（Bushmen）、安達曼群島的森蒂內爾人（Sentinelese）中觀察到的方式生存。即使在智人進入農業社會後，進步仍是出奇緩慢。出生於公元前4000年蘇美爾人（Sumer），即使穿越到了諾曼征服時期（公元1066年）的英格蘭、或哥倫布時代（15世紀末）的阿茲特克帝國，仍會發現人類所使用的資源、工作和科技十分相似。然後，從18世紀開始，多數人的生活水準急劇提高，是什麼帶來了這種躍進式的發展，為什麼？

— Marian Tupy（經濟學者、政策分析師，專注於全球發展、經濟成長與人類繁榮問題。他主張自由市場與科技創新推動人類進步，並透過 HumanProgress.org 蒐集數據來反駁悲觀論調）

總是會有更好的方法。把它找出來。

— Thomas Edison（發明家湯瑪斯 · 愛迪生）

Lies 謊言

我們被謊言欺騙著。

我們被反覆告誡，科技奪走我們的工作、降低我們的工資、加劇不平等、威脅我們的健康、破壞環境、敗壞我們的社會、使我們的孩子墮落、削弱我們的人道精神、威脅我們的未來，並且隨時可能摧毀一切。

我們被反覆告誡，要對科技感到憤怒、痛苦和怨恨。

我們被反覆告誡，要保持悲觀。

普羅米修斯神話^[1] —— 以各種推陳出新的形式如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奧本海默（Oppenheimer）和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 在我們的噩夢裡反覆出現。

我們被反覆告誡，要放棄我們的天賦權利——我們的智慧、我們對自然的掌控力、以及打造更理想世界的能力。

我們被反覆告誡，要對未來感到悲觀。

Truth 真相

我們的文明，以前 建立在科技之上。

我們的文明，現在也正 建立在科技之上。

科技是人類抱負與成就的榮耀見證，是推動文明發展的先鋒，是人類潛能的具體展現。

幾百年來，我們都恰如其分地推崇這一切 —— 直至最近，人們開始質疑它。

我是來傳遞喜訊的。

我們能夠繼續前進，邁向更進步的生活方式與存在狀態。

我們擁有工具、系統和理念。

我們擁有堅定的意志。

現在，是時候再次高舉科技的旗幟。

現在，是時候成為**科技樂觀主義者（Techno-Optimists）**了。

Technology 科技

科技樂觀主義者堅信，社會就像鯊魚，必須不斷成長，否則將走向死亡。

我們相信，成長意味著進步—— 它賦予社會生機、擴展生命邊界、增加知識積累、並提升人類整體福祉。

我們同意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2] 所說：「經濟成長無法解決一切問題，但缺乏成長卻能夠摧毀一切。」

我們相信，成長是所有美好事物的源頭。

我們相信，若不成長，便會陷入停滯，進而形成零和思維，造成資源內耗、衰退、崩潰，最終走向滅亡。

成長的形式只有三種：人口增長、自然資源利用、以及科技發展。

全球的已開發社會都正面臨著人口萎縮，這一趨勢跨越不同文化 ——全球人口總數可能已經開始縮減。

自然資源的使用也存在明確的限制，既受制於現實環境，也受制於政治影響。

因此，唯一永續的增長泉源就是科技。

事實上，科技—— 包含新知識、新工具，即古希臘人所稱的 techne ——始終是成長的核心動力，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驅動力，因為科技的成長，使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開發成為可能。

我們相信，科技是撬動世界的槓桿 ^[3]——用更少的資源創造更大的價值。

經濟學家以「生產力成長」來衡量科技進步：我們每年如何用更少的投入、更少的原物料生產更多。由科技驅動的生產力提升，是經濟增長、工資增長、和創造新產業、新工作的關鍵動力，因其人力與資本得以從過去低效的工作中解放，投入更重要、更有價值的領域。生產力的提升也促使價格下降、供應增加、和需求擴大，從而改善全體人類的物質生活水準。

我們相信，這就是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故事 —— 正因如此，我們不再住在泥屋裡掙扎求生；也不再聽天由命，任憑大自然決定我們的生死。

我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後代將步入星際，定居於群星之中。

我們相信，所有物質挑戰 ——無論自然造成的或是科技引發的 —— 都能透過更先進的科技解決。^[4]

我們曾面臨飢餓，所以我們創造了綠色革命。

我們曾面臨黑暗，所以我們發明了電力照明。

我們曾面臨寒冷，所以我們發明了室內暖氣。

我們曾面臨酷熱，所以我們發明了空調冷氣。

我們曾互相孤立，所以我們發明了網際網路。

我們曾面臨疫情，所以我們發明了接種疫苗。

我們仍在面對貧困問題，所以我們發明更多科技，創造豐饒。

給我們一個現實世界的問題，我們就能創造新的科技來解決它。

Markets 市場

我們相信，自由市場是科技經濟最有效的運作機制。買方與賣方在自願的基礎上進行交易、達成價格共識，資源交換僅在雙方都能從中獲得利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否則交易不成立。利潤驅動供應滿足需求，價格則反映供需變化。市場驅使創業家尋找高價格作為機會信號，透過競爭與創新推動價格下降，從而創造新財富。

我們相信，市場經濟是一台發現引擎、一種智能模式 —— 一個具備探索能力、進化能力與適應能力的系統。

我們相信，海耶克^[5]的《知識問題論》^[6]足以推翻任何中央計劃經濟體系。所有實際資訊都位於市場邊緣，掌握在最接近買家的人手中。中央，被抽離於買賣雙方之外，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中央計劃終將失敗，因為生產與消費系統過於複雜（遠超任何人能夠掌控的範圍）^[7]。去中心化能夠化解經濟體系的複雜性，使人人受益；而中心化最終會讓你挨餓至死。

我們相信市場機制。市場本身具有自然的約束力——當買家不出現時，賣家要麼學習和改變，要麼退出市場。市場機制一旦消失，事情會變得極端瘋狂、且沒有限制。所有壟斷企業、利益集團（Cartel），所有不受市場機制約束的中心化機構都有同樣的座右銘：「我們不在乎，因為我們不必在乎。」市場機制阻止了壟斷企業和利益集團的形成。

我們相信，市場使人們脫離貧困——事實上，市場是迄今為止、讓無數人擺脫貧困的最有效的方式，過去如此，現在亦然。即使在極權體制下，當踩在人民脖子上的靴子稍微放鬆，人民的生產與交易能力便會恢復，帶來收入與生活水準的迅速提升。再進一步放寬，成效會更好。而如果徹底移除這隻靴子，沒人能想像人們會變得多麼富有。

我們相信，市場是一種本質上以 個人主義 的方式，實現更優越的 集體 成果。

我們相信，市場並不要求人們完美，甚至不要求人們心懷善意 —— 這很好。畢竟，你見過人嗎？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我們之所以能吃上晚餐，並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仁慈，而是因為他們追求自身利益。我們訴諸的不是他們的人道精神，而是他們的自愛，與其（和他們）談論我們自身的需求，不如談論他們能得到的好處。」

大衛・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8]指出，人們為他人行動的動機只有三種——愛、金錢或強制力（force）。愛無法規模化，所以經濟只能靠金錢或強制力驅動；而歷史已多次實驗強制手段，但結果不盡如人意。（既然愛和強制力都行不通），那麼我們就專注於討論金錢吧。

我們相信，市場最有力的道德辯護在於，它讓那些原本可能發動戰爭或創立宗教的人，轉向和平且富有生產力的事業追求。

我們相信 ——引用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9]的話 ——市場是我們照顧那些與我們素昧平生之人的方式。

我們相信，市場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關鍵，讓我們有足夠的資源來支付我們想要的一切，包括基礎研究、社會福利計劃和國防建設。

我們相信，資本主義利潤與保護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制度間並不存在矛盾。事實上，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創造了財富，而這筆財富正是用來支付我們社會各種需求的基礎。
我們相信，中央計劃經濟讓我們之中最糟糕的人獲得權力，最終拖累所有人；市場經濟則能發掘我們之中最優秀者的才能，最終造福所有人。

我們相信，中央計劃經濟是一個毀滅循環；而市場經濟則是一個正向迴圈。

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10]已經證明，技術創新者只能攫取該科技創造的經濟價值的約2%，其餘的98%以經濟學家所稱的社會盈餘（social surplus）形式流向整個社會。在市場經濟下，科技創新本質上具有公益性，對社會的回報比例高達 50:1。究竟誰從新科技中獲得更多價值？是創造它的單一企業，還是使用它來改善生活的數百萬或數十億人？答案不言而喻。

我們相信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 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概念——不同於 絕對利益（competitive advantage），比較利益認為，即使某人在所有領域都擁有世界上最強的能力，仍會因機會成本的考量，而選擇向他人購買大部分商品。在充分自由的市場環境下，無論科技水平如何變化，比較利益能保證高就業率。

我們相信，市場決定工資的方式取決於勞工的邊際生產力。因此，技術進步提高了生產力，反而推動工資 上升，而非下降。這也許是經濟學中最反直覺的觀點，但它確實成立，我們有300年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相信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1]的觀察，人類的慾望和需求是無限的。

我們相信，市場透過 創造 能讓人們發揮生產力的工作 來提升社會整體福祉。我們相信，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12]將使人類變成國家圈養的動物。但人類的價值不該是被圈養，人類的價值該是 有用的、有生產力的、自豪的 存在。

我們相信，技術變革不僅不會削減對人類工作的需求，反而因擴展了人類可發揮生產力的範疇，進而增加對人類工作的需求。

我們相信，由於人類的慾望和需求是無限的，因此經濟需求是無限的，就業機會也能因此永續增長。

我們相信，市場是創造性的，而非剝削性的；是正和遊戲（positive sum），而非零和博弈（zero sum）。市場中的參與者以彼此的工作與成果為基礎（不斷向上構建）。詹姆斯・卡爾斯（James Carse）^[13]提出「有限遊戲」與「無限遊戲」的概念 ——有限遊戲有終點，當一方獲勝，另一方則失敗；而無限遊戲則永無止境，玩家持續合作，共同探索遊戲中的可能性。市場是終極的無限遊戲。

The Techno-Capital Machine 科技資本機器

結合科技和市場，你就得到了尼克・蘭德（Nick Land）^[14]所稱的「科技資本機器」（Techno-Capital Machine），一部推動無限的物質創造、增長與繁榮的引擎。

我們相信，市場與創新構成的科技資本機器永遠不會停止運作，而是持續向上螺旋發展。比較利益 推動專業化和貿易，促使價格下降，進一步釋放購買力並創造需求。價格下降，使所有購買商品和服務的人受益，換句話說，所有人都受益。人類的慾望和需求是無盡的，企業家不斷創造新產品和服務來滿足這些慾望和需求，並在這個過程中動員無數人力與機器。不管共產主義者與盧德派分子（Luddites）^[15]如何抗議，這股向上發展的趨勢已延續數百年。事實上，截至2019年、在COVID短暫地擾動之前，全球已實現歷史上最多的工作人數、最高的工資水準，以及最繁榮的物質生活標準。

科技資本機器讓自然選擇機制得以作用於創新領域，使最優秀且最具生產力的概念脫穎而出，並讓優秀的概念相互融合，催生更卓越的創新。這些商品和服務永遠不會自然產生。這些概念最終在現實世界中具體化為科技驅動的商品與服務，而這些創新本來（在沒有科技資本機器運作的情況下）無法憑空誕生。

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16]定義了他的加速回報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科技進步會形成自我強化的迴圈，進而加速未來的發展速度。

我們相信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17]——透過有意識且刻意地推動科技發展—— 確保加速回報定律得以實現，確保科技資本主義的上升循環得以無限延續。

我們相信，科技資本機器並非是反人類的——事實上，它可能是最有利於人類的存在。它服務 我們。科技資本機器為我們工作。所有機器都為我們工作。

我們相信，推動科技資本上升螺旋的基石資源是智慧與能源——構想、以及將構想轉化為現實的物理動力。

Intelligence 智慧

我們相信，智慧是推動進步的終極引擎。智慧讓一切變得更好。幾乎在所有可衡量的標準上，聰明的個體與社會都遠勝於較不聰明的群體。智慧是人類的天賦權利，我們應該盡可能更全面、更廣泛地運用並發展智慧。

我們相信智慧正沿著上升螺旋發展——其一，因為全球範圍內有更多的聰明人才被納入科技資本機器；其二，因為人們正與機器建立共生關係，構建出企業與網絡等新控制論系統（cybernetic）^[18]；其三，也因為人工智慧提升了機器與我們自身的能力。

我們相信，我們正處於智能^[19]爆發的臨界點，這將使我們的能力擴展到超乎想像的境界。

我們相信，人工智慧就是我們的煉金術、我們的賢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20]——我們實際上真的在讓沙子思考^[21]。

我們相信，人工智慧最適合被視為一個通用問題解決者，而我們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允許，人工智慧可以拯救生命。目前的醫學——以及其他眾多領域——與我們透過人機智能協作所能實現的新醫療突破（及新技術突破）相比，仍處於石器時代。從交通事故、全球疫情到戰爭中的誤傷，許多常見的致死原因都可透過AI ^[22]解決。

我們相信，任何對 AI 發展的減速都將以生命為代價。那些本可被 AI 挽救的生命，卻因其發展受阻而未能實現，這本質上就是一種謀殺。

我們對 擴增智慧（Augmented Intelligence）的信念與對 人工智慧 的信念同樣堅定。智能機器能夠增強人類智慧，使 人類 能力以幾何級數增長。

我們相信擴增智慧推動了邊際生產力的提升，進而帶動工資增長，工資增長促進需求，需求又促進產生了新供應…（這一成長螺旋）沒有上限。

Energy 能源

能源就是生命。我們總視它為理所當然，但沒有能源，我們將陷入黑暗、饑餓和痛苦。而當我們擁有它，便有了光明、安全與溫暖。

我們相信，能源 應處於 不斷增長的循環中。能源是我們文明發展的基礎引擎。我們擁有的能源越多，我們能擁有的人口就越多，每個人的生活品質也能變得更好。我們應該讓全球所有人都能享有我們目前的能源使用水準，然後將能源產出提升 1,000 倍，再讓所有人同樣享有 1,000 倍能源使用水準的增長。

目前，規模較小的已開發世界與規模較大的開發中世界在人均能源消耗上的差距極為巨大。這個差距將會縮小——要麼通過大規模擴大能源生產，讓每個人都過得更好；要麼通過大規模削減能源生產，讓每個人都過得更糟。

我們相信，能源增長不必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我們手中已經握有一顆「銀彈」（silver bullet）——一種幾乎無限、零排放的能源技術——核分裂。1973年，理查・尼克森總統（President Nixon）呼籲獨立計劃（Project Independence）^[23]，計劃在 2000 年前建造 1,000 座核電廠，以實現美國完全能源獨立。尼克森是對的。當時我們沒有建造這些電廠，但現在，只要我們決定，就能隨時開始。

原子能委員會委員托馬斯・莫瑞（Thomas Murray）在1953年曾說：「多年來，核分裂原子被裝在武器中，成為我們對抗野蠻勢力的主要盾牌。而現在，它不僅如此，更是上帝賜予人類的工具，幫助我們建設世界。」莫瑞也是對的。

我們相信 第二顆能源銀彈 即將到來——核融合。我們應當積極投入建設。那些曾使核分裂幾乎被禁用的錯誤觀點，將同樣再度試圖阻撓核融合的發展。我們不能讓它們得逞。

我們相信，科技資本機器與自然環境之間並不存在根本衝突。即便沒有核能，美國人均碳排放量現在仍比 100 年前更低。

我們相信，科技是解決環境惡化與生態危機的最佳解方 。一個科技先進的社會改善自然環境，一個科技停滯的社會則毀滅它。如果你想見證被破壞的環境，就去拜訪任何一個前共產主義國家吧。社會主義的蘇聯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遠超資本主義的美國。搜尋一下「鹹海」（Aral Sea）^[24]吧。

我們相信，科技停滯的社會只能以環境破壞為代價來獲取有限的能源；科技先進的社會則能為所有人提供無限且乾淨的能源。

Abundance 豐盛

我們相信，我們應該讓智慧和能源互相形成正回饋循環，並推動兩者無限增長。

我們相信，我們應該利用智慧和能源形成的正回饋循環，使我們想要和需要的一切變得豐盛無缺。

我們相信，豐盛的衡量標準是價格下降。每當價格下降，購買該商品或服務的人群，實際上都獲得了購買力的提升，這等同於收入增加。如果大量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均下降，結果將是購買力、實際收入和生活品質的爆炸式成長。

我們相信，如果我們讓智慧和能源都「便宜到不值計價」，最終所有實體商品都將與鉛筆一樣便宜。鉛筆的製成技術實際上相當複雜且製造不易，但如果你借了一支鉛筆且沒有歸還，沒有人會生氣。我們應該讓所有實體商品也是如此。

我們相信，我們應該透過科技應用推動整個經濟體中的價格下降，直到盡可能多的價格趨近於零，最終將收入水準與生活品質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5]

我們相信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觀點是正確的，他曾說：「美國的偉大之處在於，它開創了一種傳統，讓最富有的人和最貧窮的人基本上消費同樣的商品。你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可口可樂，並知道總統喝可樂、伊莉莎白・泰勒喝可樂，然後想一想，你也可以喝可樂。一瓶可樂就是一瓶可樂，無論你花多少錢，也買不到比街角流浪漢手中的可樂更好的可樂。所有的可樂都一樣，所有的可樂都一樣好。」這同樣適用於瀏覽器、智慧型手機和聊天機器人。

我們相信，科技最終會推動世界走向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稱的「虛質化」（ephemeralization）^[26]—— 即經濟學家所說的「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27]。富勒：「科技讓我們用越來越少的資源完成越來越多的事，最終達到不需要任何資源就能做到所有事。」

我們相信，科技進步將為每個人帶來物質豐盛。

我們相信，科技豐盛的最終回報，是最大化地擴展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28] 所稱的「終極資源」——人。

我們相信，正如西蒙所說，人是最終極的資源——更多人口意味著更多創造力、更多新想法、更多科技進步。

因此，我們相信，物質豐盛最終意味著更多人口——更多更多的人口——這種人口增長又會進一步帶來更大的豐盛。

我們相信，與擁有豐盛智慧、能源和物質資源所能支撐的人口相比，現在我們的星球人口嚴重不足。

我們相信，全球人口可以輕易地擴展到500億人以上，而隨著人類進一步殖民其他星球，人口規模還能遠遠超越這一數字。

我們相信，在這無數人口之中，將誕生超乎我們最瘋狂想像的科學家、技術專家、藝術家和願景家。

我們相信，科技的終極使命是讓生命在地球與星際間不斷前進、繁榮發展。

Not Utopia, But Close Enough 雖非烏托邦，但已相去不遠

然而，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

我們是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28:1]所稱「受限視野」（Constrained Vision）^[29]的擁護者。

我們相信受限視野———與烏托邦、共產主義及技術官僚主義的「不受限視野」（Unconstrained Vision）^[30]相對——我們接受人性現實，透過經驗與實證檢驗想法，並讓人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我們不相信烏托邦，但同樣拒絕末日論。

我們相信，改變只會在邊緣發生——但當邊緣覆蓋的範圍足夠廣、且在邊緣發生的改變累積地足夠多時，最終將帶來巨大影響。

雖然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但我們相信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31]所稱的「蹣跚走向烏托邦」(Slouching toward Utopia)——在人性不完美的現實下，盡我們所能，使世界逐步變得更好。

Becoming Technological Supermen 成為科技超人

我們相信，推進科技是我們能做的、最有道德的事情之一。

我們相信，要有意識且系統性地改變自己，成為能夠推進科技進步的人。

我們相信，這當然需要科技教育，但也包含實際動手操作、掌握實踐技能、學習團隊協作與領導團隊——立志建立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立志與他人合作，一起建立更偉大的集體成就。

我們相信，人類追求創造事物、擴展疆域、探索未知的天性，可以被有效引導、投入科技發展之中。

我們相信，雖然物理邊界——至少在地球上是如此——是封閉的，科技邊界卻是開敞的。

我們相信探索及開拓科技疆界。

我們相信科技與工業的浪漫精神——火車、汽車、電燈、摩天大樓所承載的澎湃激情，亦存在於微晶片、神經網絡、火箭與分裂的原子之中。

我們相信 冒險 ——踏上英雄之旅，反抗現狀，探索未知疆域，征服巨龍，並將勝利的果實帶回我們社群。

重新詮釋一個來自不同時空的宣言：「美只存在於奮鬥之中。沒有一件傑作是不帶有侵略性的。科技必須對未知發起猛烈進攻，使它臣服於人類跟前。」

我們相信，我們是、一直是、並永遠是科技的主宰，而非被科技所支配。受害者心態在生活中的任何領域都是一種詛咒，對我們與科技的關係而言更是如此——這種心態既不必要，也注定自我設限。我們不是受害者，我們是 征服者 。

我們相信自然，但我們同樣相信 超越 自然。我們不是畏懼雷電的原始人，而是這個世界的頂尖掠食者；雷電為我們所掌控。

我們相信 偉大。我們敬佩在我們之前出現的偉大技術家與實業家，並立志讓他們以今日的我們為榮。

並且，我們相信 人性 ——無論是個體或是集體。

Technological Values 科技價值觀

我們相信野心、進取、堅持、不懈——這就是 力量。

我們相信才能（merit）與成就。

我們相信 勇敢 ，相信 勇氣 。

我們相信自豪、自信和自重——當它們是憑實力 自我贏得 （Earned）時。

我們相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及探索自由。

我們相信 真正的 科學方法以及啟蒙時代的價值觀——自由討論並挑戰專家權威的精神。

我們相信，正如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32]所說，「科學就是相信專家也可能無知。」以及，「我寧願有無法回答的問題，也不願有不能質疑的答案。」

我們相信實地知識，讓擁有 真實 資訊的人做決策，而非 由扮演上帝的人干預操縱。

我們相信擁抱差異、追求趣味。

我們相信 風險 ，相信大膽躍入未知。

我們相信能動性（agency）^[33]，相信個人主義。

我們相信極致的能力（radical competence）。

我們相信絕不沉溺於怨恨。正如凱莉·費雪（Carrie Fisher）^[34]所說，「怨恨就像喝下毒藥，卻期待別人倒下。」我們選擇承擔責任，並克服困難。

我們相信競爭，因為我們相信演化。

我們相信演化，因為我們相信生命。

我們相信真理。

我們相信富裕優於貧困，低廉優於昂貴，豐盛優於稀缺。

我們相信讓每個人變得富裕，讓一切變得低廉，讓一切變得豐盛。

我們相信外在動機——財富、名聲、復仇——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價值。

但我們更相信內在動機——創造新事物的滿足感、團隊合作的情誼、成為更好自我的成就感——才是更充實且更永續的動力來源。

我們相信古希臘人所說的透過 arete（卓越）達成 eudaimonia (圓滿豐盛人生)——透過卓越實現豐盛。

我們相信科技是普世的。科技不在乎你的族裔、種族、宗教、國籍、性別、性取向、政治立場、身高、體重、或髮量。科技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所組成的虛擬聯合國共同打造的。只要懷抱積極態度、有一台便宜的筆電，任何人都能貢獻。科技是開放社會的最高體現。

我們相信矽谷的「不求回報」（pay it forward）^[35]準則，相信透過利益一致可以建立信任，相信互相幫助學習與成長的慷慨精神。

我們相信，美國及其盟友應該強大，而不是弱小無助。我們相信自由民主國家的國力來自經濟實力（財政能力）、文化實力（軟實力）和軍事實力（硬實力）。經濟、文化和軍事實力均源自科技實力。科技實力強大的美國在危險的世界中是一股正向力量。科技實力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能夠捍衛自由與和平，科技實力軟弱的自由民主國家則會敗給專制對手，使所有人處境惡化。

我們相信，科技使偉大更有可能、且更為可行。

我們相信應充分實現自我潛能，成為完整的人——為了自己、為了社群、也為了社會。

The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意義

科技樂觀主義是物質哲學，而非 政治哲學。

我們不必然是左派，儘管我們當中有些人是。

我們不必然是右派，儘管我們當中有些人是。

我們專注於物質層面，是有其原因的——為了打開視野，思考在物質豐盛的條件下，我們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

對科技的一個常見批評是，它剝奪了我們的選擇權利，因為機器已替我們做出決策。這無疑是事實，但透過機器創造的物質豐盛，使我們擁有更大的自由來塑造自己的生活，這足以抵銷並彌補其影響。

市場與科技帶來的物質豐盛，為宗教、政治、以及個體與社會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我們相信科技是解放性的。它解放了人類的潛能，解放了人的靈魂與精神。擴展了自由、成就與生命的意義。

我們相信，科技擴展了人類存在的意義。

The Enemy 敵人

我們有敵人。

我們的敵人並不是壞人，而是壞點子。

在過去六十年裡，經歷了一場針對科技與生命的大規模士氣瓦解運動，這個運動以各種名義進行，如「生存風險」、「永續發展」、「ESG」^[36]、「永續發展目標」、「社會責任」、「利益關係人資本主義」^[37]、「預防原則」^[38]、「信任與安全」、「科技倫理」、「風險管理」、「去成長」、「增長的極限」等。

這場士氣瓦解運動源自過去的壞點子——這些如殭屍般的點子，其中多數源自共產主義，無論對當時或現在而言都是災難性的，但它們卻拒絕消亡。

我們的敵人是停滯。

我們的敵人，是否定才能、否定抱負、否定努力、否定成就、否定偉大。

我們的敵人，是國家主義、威權主義、集體主義、中央計劃經濟、社會主義。

我們的敵人，是官僚主義、否決政治、老人政治，以及對傳統的盲目服從。

我們的敵人，是貪污腐敗、是監管機構被收買、是企業壟斷、是利益集團橫行（cartel）。

我們的敵人，是那些曾經至關重要、充滿活力並追求真理的機構，如今卻妥協讓步、腐蝕敗壞、並逐步走向瓦解——它們竭力阻礙進步，只為延續自身的影響力，即便陷入失序惡化與無能加劇的困境，仍絞盡腦汁地為了持續獲取資金而辯護。

我們的敵人是象牙塔，是那些自詡無所不知、依賴學歷頭銜的專家視角，他們沉溺於空洞理論、奢侈信念（luxury beliefs）^[39]與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40]，與現實世界脫節，妄想，既未受民意選舉，也不必承擔責任——他們妄自扮演上帝、操控他人命運，卻絲毫不受其行為後果的影響。

我們的敵人，是言論控制和思想審查——如今，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41] 越來越頻地被當作施政指南。

我們的敵人，是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42]所指出的不受限視野（Unconstrained Vision），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eve）的普遍而同質的國家（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43]，湯瑪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44]。

我們的敵人是「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若它早已被奉行，自人類已知用火以來的幾乎所有進步都將被扼殺。預防原則的誕生是為了阻止民用核能的大規模應用，這或許是我一生中，當代西方社會最災難性的錯誤。時至今日，「預防原則」仍持續給世界帶來巨大的且不必要的苦難。這一原則 極度 不道德^[45]，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摒棄它。

我們的敵人是減速主義（deceleration）、反增長（de-growth）、人口縮減（depopulation）——這種虛無主義式的願景正流行於當今精英階層，他們鼓吹更少的人口、更少的能源，卻帶來更多的苦難與死亡。

我們的敵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筆下的 「末人」（Last Man）^[46]：

*我告訴你：人必須仍懷有混沌，方能孕育出舞動的星辰。我告訴你：你們內心仍懷有混沌。

唉！將有那麼一天，人類將無法再孕育出任何星辰。唉！將有那麼一天，連那最可鄙之人，都將無法認清自身的可鄙……

「什麼是愛？什麼是創造？什麼是渴望？什麼是星辰？」——末人如此發問，然後眨了眨眼。

大地已變得渺小，使一切都變得渺小的末人跳躍其上，他們的物種像跳蚤一樣難以根除；末人活得最久...

人們仍然工作，因為工作只是一種消遣。但人們小心翼翼，以免這種消遣傷害自己。

人們不再變得貧窮或富有，因為這兩者都過於沉重……

不再有牧者，只有一群羊！所有人都渴望相同的事物，所有人都變得一模一樣：凡是感受不同的人，最終都自願走進瘋人院。

「過去，整個世界都是瘋狂的，」——他們之中最精於世故的人這樣說，然後他們眨了眨眼。
他們聰明且對一切過往皆洞悉於心，也因此，他們的冷嘲熱諷無窮無盡...

「我們發現了幸福，」——末人們如此說，然後眨了眨眼。*

我們的敵人，是...那種人^[47]。

我們渴望成為...不是那種人。

我們要向這些被殭屍理念所俘虜的人解釋，他們的恐懼毫無根據，而未來是光明的。

我們相信，這些被俘虜的人正被「怨恨情結」（ressentiment）所折磨——這是一種混合了怨恨、苦澀與憤怒的巫婆毒湯，使他們執著於錯誤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不僅傷害了他們自己，也傷害了他們所關心的人。

我們相信，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走出他們親手構築的苦痛迷宮。

我們邀請所有人加入我們的科技樂觀主義行列。

水是溫暖的。

成為我們的盟友，共同追求科技、豐盛和生命。

The Future 未來

我們從何而來？

我們的文明建立在發現、探索與工業化的精神之上。

我們將走向何方？

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孩子，打造一個怎樣的世界？

是一個充滿恐懼、愧疚與怨恨的世界？

還是一個滿懷抱負、富足豐盛與無限冒險的世界？

我們相信大衛・多伊奇（David Deutsch）^[48]所說：「們有義務保持樂觀。因為未來是開放的，並非預先決定的，因此不能只是被動接受：我們每個人都對未來負有責任。因此，我們的責任就是為更美好的世界而奮鬥。」

我們虧欠過去，也虧欠未來。

是時候成為科技樂觀主義者了。

是時候開始建設了。

Patron Saints of Techno-Optimism 科技樂觀主義的守護聖徒

與其提供詳盡的註腳和引用，不如去閱讀這些人的著作，你也會成為科技樂觀主義者。

@BasedBeffJezos

@bayeslord

@PessimistsArc

Ada Lovelace（艾達・勒芙蕾絲，1815–1852，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先驅）

Adam Smith（亞當・斯密，1723–1790，經濟學家、自由市場理論奠基人）

Andy Warhol（安迪・沃荷，1928–1987，藝術家、普普藝術運動代表人物）

Bertrand Russell（伯特蘭・羅素，1872–1970，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

Brad DeLong（布拉德・德隆，1960–，經濟學家、經濟史學者）

Buckminster Fuller（巴克敏斯特・富勒，1895–1983，發明家、未來學家、幾何穹頂設計師）

Calestous Juma（卡萊斯特斯・朱馬，1953–2017，科學家、發展經濟學家）

Clayton Christensen（克雷頓・克里斯坦森，1952–2020，企業管理學者、「破壞式創新」理論提出者）

Dambisa Moyo（丹比薩・莫約，1969–，經濟學家、發展中國家經濟專家）

David Deutsch（大衛・多伊奇，1953–，物理學家、量子計算先驅）

David Friedman（大衛・弗里德曼，1945–，經濟學家、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者）

David Ricardo（大衛・李嘉圖，1772–1823，經濟學家、比較利益理論提出人）

Deirdre McCloskey（蒂德麗・麥克洛斯基，1942–，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博德魯主義」倡導者）

Doug Engelbart（道格・恩格巴特，1925–2013，發明家、電腦滑鼠與超文本概念先驅）

Elting Morison（埃爾廷・莫里森，1909–1995，歷史學家、科技與創新史專家）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菲利普・托馬索・馬里內蒂，1876–1944，詩人、未來主義運動創始人）

Frederic Bastiat（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經濟學家、自由貿易與個人自由的倡導者）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1861–1932，歷史學家、美國邊疆學派代表人物）

Friedrich Hayek（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經濟學家、「自發秩序」與自由市場理論奠基人）

Friedrich Nietzsche（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哲學家、「超人」與「權力意志」理論提出者）

George Gilder（喬治・吉爾德，1939–，經濟學家、技術樂觀主義者、自由市場倡導者）

Isabel Paterson（伊莎貝爾・派特森，1886–1961，作家、自由意志主義思想先驅）

Israel Kirzner（以色列・柯茲納，1930–，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創業理論專家）

James Burnham（詹姆斯・伯納姆，1905–1987，政治理論家、技術官僚統治與現代精英主義研究者）

James Carse（詹姆斯・卡斯，1932–2020，哲學家、《有限與無限的遊戲》作者）

Joel Mokyr（喬爾・莫基爾，1946–，經濟史學家、技術變遷與工業革命專家）

Johan Norberg（約翰・諾貝里，1973–，經濟學家、自由市場與全球化倡導者）

John Galt（約翰・高特，虛構人物，安・蘭德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科技創新與個人主義象徵）

John Von Neumann（約翰・馮・諾伊曼，1903–1957，數學家、計算機科學與博弈論奠基人）

Joseph Schumpeter（約瑟夫・熊彼得，1883–1950，經濟學家、「創新破壞」理論提出者）

Julian Simon（朱利安・賽門，1932–1998，經濟學家、技術樂觀主義與人口成長論者）

Kevin Kelly（凱文・凱利，1952–，科技作家、未來學家、《失控》作者）

Louis Rossetto（路易斯・羅塞托，1947–，企業家、《連線》雜誌（Wired）創辦人）

Ludwig von Mises（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881–1973，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

Marian Tupy（馬里安・圖皮，1978–，經濟學者、技術樂觀主義者、《人類進步的超級豐盛時代》作者）

Martin Gurri（馬丁・古里，資訊分析師、《反叛的大眾》作者）

Matt Ridley（馬特・瑞德利，1958–，科普作家、生物學家、《理性樂觀派》作者）

Milton Friedman（米爾頓・傅利曼，1912–2006，經濟學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倡導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Neven Sesardic（內文・塞薩迪克，1949–，哲學家、科學哲學與政治哲學學者）

Nick Land（尼克・蘭德，1962–，哲學家、「加速主義」理論先驅）

Paul Collier（保羅・科利爾，1949–，發展經濟學家、非洲經濟與全球貧困問題專家）

Paul Johnson（保羅・約翰遜，1928–2023，歷史學家、文化評論家、《知識分子》作者）

Paul Romer（保羅・羅默，1955–，經濟學家、「內生成長理論」提出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ay Kurzweil（雷・庫茲韋爾，1948–，發明家、未來學家、人工智慧與奇點理論專家）

Richard Feynman（理查・費曼，1918–1988，物理學家、量子電動力學奠基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Rose Wilder Lane（蘿絲・懷爾德・蓮恩，1886–1968，作家、個人自由主義倡導者）

Stephen Wolfram（史蒂芬・沃爾夫勒姆，1959–，計算機科學家、數學家、《一種新科學》作者）

Stewart Brand（史都華・布蘭德，1938–，未來學家、《全球概覽》創辦人、數字文化推動者）

Thomas Sowell（湯瑪斯・索威爾，1930–，經濟學家、社會評論家、自由市場與保守主義思想家）

Vilfredo Pareto（維弗雷多・帕雷托，1848–1923，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帕雷托效率」與「80/20法則」提出者）

Virginia Postrel（維吉尼亞・波斯特雷爾，1960–，文化評論家、科技與經濟趨勢分析專家）

William Lewis（威廉・劉易斯，經濟學家、生產力與經濟發展研究專家）

William Nordhaus（威廉・諾德豪斯，1941–，經濟學家、氣候變遷經濟學研究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編註及譯註：